以军方称将回应伊朗袭击 国际社会呼吁各方克制

[9]无论是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清理工作，还是中央党内法规规划纲要，都充分体现了宪法为上、党章为本这一重大观念和原则，尤其是中央法规五年规划纲要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等六大领域共37个方面布局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包括制定《中共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共党组工作条例》、《中共统战工作条例》、《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共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共巡视工作条例》、《中共纪检机关案件办理工作条例》等系列党内法规，这无疑将为党内依法治理奠定更加宽厚的制度基础，也为依法执政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资源。

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改革政法体制，改善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方式，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党的政策对政法工作的意义，善于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与人大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善于用制度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职权，通过制度防止党的各级组织干涉政法机关依法办案。党内无规国家无矩，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依法治党与依法执政息息相关。

[3]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出发，确立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政治原则，依法执政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基本执政方式。不仅依法执政（根本是依宪执政）内在地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与通过人大执政也存在逻辑关系。另一方面，依法执政的现状与水平受制于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的进程和状态，实施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战略，是创新依法执政理论与实践、提升依法执政水平的根本需要。国家法治与党内法治联动必然要求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同，就如同仅有国家法律难以充分实现依法执政一样，仅有党内法规也无法充分实现依法治党。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同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确立的第一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这是由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反映了党的领导-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政治逻辑，体现了执政党新的政治思维和对新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卢梭这里，上述所有的问题都纠缠在一起了，至少在涂尔干的视野里是如此。

因此，卢梭的不满并不仅仅是它们无法直接作为现代政治处理宗教问题的模板，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之所以无法作为现代政治的模板，其真正的原因是三种宗教模式都无法培育作为现代民情之核心的社会性情感。从内在方面来说，就像个体在身体上有着自然的限度一样，国家的机体也必须不能太大以至于难以治理或太小以至于不能维护自身。John T.Scott,"Rousseau's Anti-Agenda-Setting and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1,February,2005,pp.137-144.(24)Rousseau,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pp.164-165。人民如何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民，这意味着卢梭所论述的人民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政治理想。

(34)Rousseau,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p.219。甚至，在密尔看来，这几乎构成了法国政治哲学及其政治实践的根本难题。

(22)Rousseau,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p.156。它的正面条款是相信有力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之存在，来世的生命，正义者的幸福及对恶人的惩罚，社会契约与法的神圣性，反面条款为禁止不宽容。我们同意有关具体情势的考察没有政治权利的原理更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针对具体情势的分析就是权利原理的附带性论述。在本节中，我们集中分析立法者与公意的关系，而把宗教问题留到下一节。

⑤在二者的关系中，技艺根据实践领域的价值取舍或实际需求提出某种值得期待的目的，科学则旨在研究这一目的，发现它的原因、条件和诸多能够产生此目标的条件组合，换句话说，科学能够在研究的基础上为技艺提供一个备选的工具箱。这就是说，立法者必须注意到国家规模涉及主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不同的比例会给一个民族的社会纽带和团结带来不同的影响。(26)Rousseau,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p.156。另一方面，相比于现代自然法传统的思想家，它又构成了卢梭法律思想的重要特征。

④不过，密尔的不满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实践本身的多变性，他的更重要的理由是源于科学与技艺的区分。张国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讲师，博士 一、科学与技艺一般而言，人们都会同意《社会契约论》最为核心的内容乃是卢梭对政治权利及其原理的阐述，这也正是此书副标题的指向所在。

可以看出，尽管古代的公民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能够实现集体意义上的认同和团结，但却最容易导致不宽容的宗教战争。(26)这是一个悖论，如同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人民的普遍意志总是正直的，人民却由于理性匮乏而无法把握自身何以如此以及自身意志的确切内容，这恰恰是立法的起因和目的。

对于立法者来说，同样如此，在理性意义上启蒙公意的前提并不是简单地告诉人民善好是什么，而是要首先考察人民的公意究竟是什么。由于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传统的理解总是倾向于把卢梭的意志概念理解为毫无内容的且绝对纯粹的意志形式，它既脱离了个体的自然激情，也超越于个体的伦理性情，因而最终在政治上结晶为单纯的投票。首先，是第二卷第八章的内容，有学者称之为建制的历史条件(38)。值得注意的是，涂尔干的区分和密尔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在此之后，政治生活将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它不受制于政治领域中的领导者，反而要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地塑造出适合于自身的君主。(44)如我们所说，在公民宗教一章，卢梭也几乎抛弃了民族原创立法者的宗教模式，即政教合一。

而问题复杂性在于，这两者都与卢梭所说的立法者及其技艺有着内在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社会契约论》最后一章关于公民宗教的讨论中，卢梭明确把公民宗教的本质界定为社会性情感。

(16)这一任务，旨在为共和国确立精神结构，恰恰只有立法者才能够完成，因而，必须要有一个立法者。如何培育先于政治、独立于政治的人，正是现代教育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恰恰又是政治为教育设定的。

这一位置决不是执行，也决不是主权。传统上，往往认为立法者的任务是将政治权利的原理适用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

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这种热爱自由的暴烈民风反而是波兰获得重生的障碍。(23)立法者其实可以分为日常的立法者或立国时刻的创制者。卢梭担忧的是欧洲文明在现代世界的命运，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自身的处境和困难。让我们从一个文本问题开始。

因此，在同意和授权之前，他们因战争状态而无法联合成一体性的人民，而在同意和授权之后，他们又因国家的一体性已经由具体的主权者来承载而无需联合成人民。由此，回到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即在卢梭这里，立法者如何面对政治权利的原理和有关社会本身的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立法者拥有一种特定的科学或技艺。

⑤密尔：《精神科学的逻辑》，第136页。②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起伏和隔阂，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权利的原理和立法者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的出乎意料的紧张。

但是，如果卢梭认为现代立法者必须以一种不同于古代的方式建立与宗教的关联，那么，这种方式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新的宗教是什么形态。这一职务使共和国得以构成(constitutes)，但又绝不进入共和国的构成(constitution)之中。

二是以新约福音书为代表的基督教，他称之为人的宗教(religion of man)。在他看来，立法者的科学就是指如何把政治权利的原理应用于具体的立法情势之中，但由于卢梭自己并没有对具体的情势作出详尽而富有成果的研究(这是卢梭自己所承认的)，或者说，卢梭思考的重心并不是立法者的科学，尽管他试图为此奠定基础，因而，他放弃立法者的科学这一表述就顺理成章了(参见马斯特《卢梭的政治哲学》第六章)。引用时会分别注明英文著作集卷页与中译本页码。而人民要以立法者的理性为指引，以个体理性借助于各项制度所化合而成的意志为公意。

在这个意义上，公民宗教就是一种以政治权利的原理为基础和前提的宗教。不过，这并非只是卢梭的矛盾态度而已，更重要的是，人民的这种状况恰恰是需要立法者出场的真正原因。

因为卢梭这里不仅有政治权利的原理性科学，以及他对立法者之实践原则的论述，而且，卢梭还对社会本身提供了一种理论阐释。参见渠敬东：《教育的自然基础：解读〈爱弥儿〉前三卷》，《思想与社会》，第七辑，《教育与现代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34-91页。

这同样是教育的悖论(27)，立法者作为教化者所面临的内在困境。在承认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作者(author)之后，他反问道：这些人应该怎样来规定社会联合的条件(即法)呢？是由于突然灵机一动而达成共同一致的吗？政治机体具有一个可以表达自己意志的器官吗？谁给政治体以必要的预见力来事先就想出这些并加以公布呢？(13)这意味着，就人民主权的理论而言，人民的确应当成为法律的作者，但是，卢梭问题的实质涵义是，人民如何才能获得立法的能力，或者说，一般而言的人民如何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民。